《州县官的银两》修订上市！不用买高价旧书啦！|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No.19
《州县官的银两》
豆瓣评分8.8，二手市场一书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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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被收录在“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作者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
州县官的银两
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美】曾小萍 著
董建中 译
内容简介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作者简介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2019年）等。
前言（节选）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第一个一百年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的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于财政改革，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与民众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着调和作用，然而也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的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进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限模糊不清；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有着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但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使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建了一套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所要求的财政制度。
清初财政改革事业的顶点是“耗羡归公”，这是在第三位皇帝即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实施的。允准各省官员对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钱粮征收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即火耗），而火耗存留在当地省份作为官员的“养廉”和“公费”。养廉银使得官员薪俸有了根本性的增加，同时可以使用公费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实施有益于当地的工程项目。
火耗归公的概念很简单，但它对中国财政管理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官僚体制内部，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足够的费用，消除了制度化的政府腐败。有了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官员能够对地方开支进行预算并致力于地方建设工程的长期规划。此外，有了收入的保障，地方政府能够把许多服务及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而这些在帝国统治前数十年，或被忽视，或委托私人。
新财政制度所要解决的许多是前朝的遗存问题。明朝也曾多方努力消除腐败，但是除了“一条鞭法”的改革外，对重建国家财政机制没有什么建树。税收的货币化，这是“一条鞭法”的重要目标，是引发清初改革的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两个王朝在政府运行方面的差异，大体可以解释清王朝为什么有能力在财政制度方面进行如此激烈的变革。
盛清的和平与繁荣，部分要归功于火耗归公改革。不幸的是，尽管火耗归公对中国早期近代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终它还是失败了。19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斥腐败、被离心力量所破坏的国家，政府日益衰落，无力抵御内忧外患。尽管如此，当真正了解在西方上升的世纪似乎冥顽不变的“传统”中国君主政体的时候，我们所探求的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会发生剧烈的改变——中国不总是如此。我们必须学会将帝制晚期的中国视为有活力的国家，它在为自己设计合理与高效的官僚统治方案而奋斗。即便说火耗归公是失败的改革，那么我们也必须问个为什么。
火耗归公的一步步衰亡提供了帝制晚期改革局限性的极好例证，对此的分析将提醒我们，要注意政府用以评估保持足够收入水平的方法以及它常常运用的手段。如果政府确实试图消除腐败但以失败告终，那么对改革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帝制晚期政治的紧张状态是如何导致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国的衰败的。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不稳定财政的根源
一、晚明财政改革的遗产
二、制度问题的官僚政治解决之道
第二章 非正式经费体系
一、清初的收入分配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
三、清初财政的非正式经费体系
第三章 火耗归公
一、打击政府亏空
二、地方财政改革：火耗归公
第四章 财政合理化改革与各地的实施
一、找出一个模式
二、因地制宜
第五章 地方改革的多样性与基本原则
一、公费
二、公费的分配
三、养廉
四、改革后的陋规
第六章 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与江南清查案
一、消除欠赋的措施
二、江南清查的起源
三、清查开始
四、官员内部出现问题
五、基层官僚的破坏活动
六、剖析税收腐败
七、清算
第七章 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
一、乾隆初年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
二、乾隆时期的火耗归公
三、嘉庆时期的火耗归公
结语
原始资料的使用说明
征引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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